为什么正史裴注三国志说诸葛亮躬耕陇亩之地是襄阳城西二十里，南阳郡邓县隆中的亮家？
史料记载：刘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不得已求庇于时任荆州牧的刘表。
表即“益其兵，使屯新野。”但对刘备“惮其为人，不甚信用。” 刘备为扩充自己势力，积极招贤纳士。“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”，这种做法，引起了刘表的警惕，“表疑其心，阴御之”，即派人暗中监视。
另有史料记载，刘表的后妻蔡夫人与内弟蔡瑁猜忌刘备，数次设计陷害欲斩杀之。
因此，刘备三人不可能毫无顾忌地三次六个来回骑马渡汉水，躲过刘表在渡口安排的重兵，偷偷到离南郡襄阳城8公里（汉制二十里）的南阳飞地隆中三顾，在刘表眼皮底下大谈背主造反、谋天下的事，并请诸葛亮出山扶佐。
襄阳后人这样不顾客观事实，编造历史，安排刘备三人寒雪天骑马偷渡大汉江，常人无法相信！
明眼人摊开地图一看便知，泥咀镇阿头山（被号曰为隆中）不但在千米宽的大汉江南岸，而且离南郡襄阳城8公里（汉制二十里）。襄樊人无法篡改孔明《出师表》的原话，为迎合一句“…躬耕于南阳"硬是把号曰为隆中的小村庄强塞给280里外的南阳管，并且只让南阳管十年，好让孔明躬耕这十年与襄阳说法相符。
这个襄阳漂移又在鱼目混珠、误导网友。《三国志》是正史，《裴注〈三国志〉》是对《三国志》正文的补注，所注引內容来自诸如《蜀记》、《汉晋春秋》、《襄阳记》等民史杂记，对同一***的不同注引仅作罗列(补遗、备异)，虽具参考价值，却从未有史家称之为正史。比如“亮家于南阳之邓县，在襄阳城西二十里，号曰隆中”注引自东晋襄阳人习凿齿所著民史《汉晋春秋》，而习凿齿在另一本著述《襄阳耆旧记》中又说“襄阳有孔明故宅”、“自汉以南为南郡，自汉以北为南阳郡”——歧异由此产生：1、诸葛亮的家到底在“南阳之邓县”隆中还是在襄阳？2、汉水以北的“南阳之邓县(之隆中)为何又出现在汉水以南的“襄阳城西二十里”？同一位习凿齿在不同著述中自相龃龉、莫衷一是，根本无法做为信史。襄阳说者坚持认为诸葛亮自述“躬耕于南阳”的躬耕地“南阳”是南阳郡而不是南阳城(宛城)，习凿齿记述的“亮家于南阳之邓县……号曰隆中”(即今日之襄阳古隆中)在东汉时属“南阳之邓县”，所以“躬耕于南阳”就是襄阳隆中——听起来是不是有些强拉硬拽、挺搅劲？
那么，诸葛亮口中的躬耕地“南阳”真的是指南阳郡而非南阳城(宛城)吗？
典籍文献中以“荆州”代指荆州牧所襄阳、以“南阳”代指南阳郡治宛城不乏实例。刘表时代只有襄阳可直称“荆州”，所以诸葛玄投荆州刘表才被史家解读为到襄阳投奔刘表；同样道理，南阳郡只有郡治宛城可直称南阳(例如习凿齿《襄阳记》：“乐宅戍，南阳城南九十里”，此处南阳城指宛城)，诸葛亮自述“躬耕于南阳”难道不可以是躬耕宛城？襄阳说者肯定荆州代指襄阳而否定南阳代指宛城，明摆着是“只许州官放火 ，不许百姓点灯”。南阳郡非郡治属县如邓县只能称“南阳之邓县”(习凿齿《汉晋春秋》：“亮家于南阳之邓县……号曰隆中。”），所以把“躬耕于南阳”的躬耕地“南阳”曲解成“南阳之邓县(之隆中)”的“亮家”是毫无道理的，这里的躬耕地“南阳”指向南阳郡治宛城(南阳卧龙岗)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指向距宛城(南阳城)二百六十里外(是否归南阳之邓县还是两说)的“亮家”隆中(今襄阳古隆中)。
鱼到南阳方得水，龙飞天汉便为霖。南阳卧龙岗***始于魏晋、盛于唐宋，其文化积淀和历史地位远非襄阳古隆中清代建筑所能僭越。“南阳诸葛庐”名满天下，“躬耕南阳”已成为中华文明史璀璨印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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